“哦，天哪。有彼得和尼玛克，那时候刚从莫林调回。”“他们都可以看那份文件？”
“我不清楚，钱华飞。”张国涛有些恼怒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授权看文件的人，都是个人，只有‘那个组织’是个部门，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经手的办事员。”
“谁负责文件在授权人员间的传递？”
“秘书，我想是他们。我记不清了，那是几个月前的”
“为什么授权名单上没有秘书的名字呢？除了老大的秘书以外。”双方都不说话。
“对了，你说得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张国涛说，口吻中带些惊讶，“我们直接传递文件。”“资金调配部里还有谁接触那份文件？”
“没人了。我到那个部工作时，就指定我管那种事情。在我之前是个女人管的，我去了以后，把工作接过来，别的人就不在授权名单上了。”
“那就是说，你把文件再传给了其他的授权人？”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吧。”
“你把那份文件传给了谁？”
“我我记不清了。”
“好好想想。”钱华飞说这话的时候，尽管没有提高声调，可他那种突如其来的迫切感，让张国涛有些惊讶。
“我想是传给了老大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张国涛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张国涛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钱华飞。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张国涛坐在桌边，摇了摇头。“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老大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老大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老大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弗丝小姐。”“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那就是说，”钱华飞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张国涛无助地说，像是在钱华飞面前甘拜下风。
“‘那个组织’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张国涛绝望地摇了摇头。
突然，他转向钱华飞叫道：“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
张国涛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海边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海边工作过。”
“是彼得·彼得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那个组织’，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彼得分管哪里？”
“就这里，东城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弗丝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那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彼得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张国涛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城区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莫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松树叶变色的时节。”钱华飞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
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钱华飞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张国涛。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莫林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c休假c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c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
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那些是张国涛最难回答的问题。“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我们不信什么神论，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
钱华飞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张国涛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张国涛顶了一句。
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钱华飞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张国涛生气地回答。“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组织的手臂，捍卫组织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
他挤出一点笑容，“很多人会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c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从前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张国涛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张国涛恶毒地说。
钱华飞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c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革命军。”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革命军。”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张国涛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钱华飞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教徒们——你们是个教徒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张国涛接着说，“你的上级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钱华飞笑了起来。“我喜欢图亚王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图亚王国。”
“那我就太荣幸了。”张国涛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他们停下脚步，钱华飞给了张国涛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张国涛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钱华飞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松树。
张国涛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钱华飞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张国涛疲惫地回答说。“对。”
钱华飞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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