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都有特务。那谈话也没谈正经事，他谈他是共产党。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没用的书，那不是正经书。那个时候，他很厉害，他说明他是共产党，他在学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说，guó mín dǎng过去是大失败，他们同学好多是共产党。他在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叫Ｃ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呀还是什么ＣＹ。
他毕业的时候，本来我是把他推荐到胡宗南的军队，那么他是没去，他没去，就跑到东北军去了。他大概上东北军要搞什么，后来他在里头鼓捣得很厉害，东北军后来有好多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比如现在那个最厉害的吕正cāo、万毅。
张学思后来被害死了，就说他是东北帮的首领，那时候就是这个「四人帮」说他是东北帮，就是因为这个。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欢这个弟弟，你要知道，我从前说过这句话，我宁给好汉牵马坠瞪，我不给懒汉当祖宗。你懂我这句话？我这个弟弟有骨头，有骨气。我那二弟弟我骂他色大胆小。这个家伙真有骨气，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气。
他不但是骂我，我那个三弟，就是他三哥，他俩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欢一个女人，是一个中国一半外国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说那个时候找外国人啊，我母亲就非常地气，我的第四个母亲，我父亲的第四个太太，生他们两个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让他跪下，打我这三弟弟，大打一顿。我的四弟弟在那块儿看，等两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骂我这四弟弟，说你没手足之情，妈妈那么打我，你就不说一句？你不讲情呵，你连一句话都没讲，那么打我呀，你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我不讲话更好，怎么的呢？我要讲的话，我就让她再打你。
这个骨气的家伙，本来我预备让他在海军、在东北做，他很喜欢海军，他浮水浮得很好。
第七章 余生：英雄坐老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张学良
一、「忏悔录」风波
「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布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怎么一个事情呢？
蒋先生，他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要写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事情后来不是闹得很厉害吗？你知道这段故事了？为了写这个东西，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要写书，他问，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过那个文字呢，这个千万别说，不过，现在是不在乎了，我告诉你，文字的前头稍微改了一点儿，后头那都是我写的。
那前头是怎么换的？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我在信的开头怎么说的？现在这信我还保存着呢。我的信稿呀，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我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我跟什么人我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一开头就是这个，那底下接下来，就说我个人怎么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去掉了，就把这玩意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加了一点儿，那么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
他要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也不晓得是什么人?，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部的人干的，所以后来闹得好多人给撤差了。
【编者注】一九五五年，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蒋将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再后台湾《希望》杂志将其全文刊登，由此引发出一场风波。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责问蒋经国，《希望》杂志因此停刊，相关人员受处分。
我并不是像外头说的那样，说我跟老先生有误会，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一发表呀，题目写的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假设他要不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署名）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你明白？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给老先生写的。
蒋先生火了，怎么翻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蒋先生常常在一起，还常常通信，实际上他常常来信。我就声明啊！不是为旁的，我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别认为好像我发表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可没搞这个东西。
那个发表的人胡涂，他要不写那个题目，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我不吱声。他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这底下张学良的名字明明白白地署了，所以，我说这不是我发表的呀，我没发表这个东西呀，什么人发表的我不知道啊，在哪儿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就给老先生送去了。
那个蒋先生，后来把我麻烦死了。
他后来看看我写的那个，他说你很会写东西嘛，你写嘛，要我还写。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情都写一写嘛，我就不愿意写。他说你把过去的问题，北洋的事件、北洋这些个人，都可以写写么，没事情嘛，你写点东西。
他让我写。
我也懒得写，为什么？我懒得写！
这写东西啊，不像搁嘴跟你说。你要写到纸上，就得像个玩意儿似的。让我写东西，拿qiāng杆的让他拿笔杆，那不等于赶鸭子上架么？所以，我就不怎么愿意写，我稍微写了点，后来就不写了。你知道写文章这东西，不但因为那个原因，而且我又没有参考材料，明白？你想，咱俩一说，这年月就不对，而且人也不对了，那件事不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事儿是那个人的，我常常给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还有，我最怕的，你一想写东西，就得回想。你像我写西安事变，这我倒很容易写，那过去的事情很简单。那假如让我写过去的事情，就说写我父亲的死，我就得回想啊。简单地说吧，你要问的问题有好多，比如说，郭松龄他为什么事变的？这前因后果怎么一个事情？那我都要想啊。那我伤心的事儿，我自个儿痛苦的事情都想起来了。
那个「忏悔录」，写的那封信，我没拿回来。我不知道，大概是谁把那信给改了。信头改了，让我拿回来，我就重新给他写一回，我重新写。但是拿回去，那信给发表了。至于结果如何呢？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大家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出来的。后来出来很多风波呢。
那个「忏悔录」出来的时候，我就认为，那个人，那一定是政治部干的事。说政治部的人，胡涂、混蛋。你们这干新闻处的也常常干这混蛋的事。真的。那个我批评你们搞新闻，这个宣传，常常不会宣传，不懂得这个宣传，就是完全的主观宣传。他要写个《张学良忏悔录》，我不能说什么话！他写个《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这个东西好像我自己发表出去的。那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我并不说我反对，我说我可并没发表这个事啊，谁发表的我并不知道。
你别认为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信发表呢？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说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是因为那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你明白？所以你要写出来《张学良忏悔录》是旁人搞的呀，是你写的忏悔录，是你写的张学良，你明白？你这个当宣传的，你也懂得这个吧？
那我就要请蒋先生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就这样重申，我说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呀，我不知道什么人发表的，不是我发表的呀。
蒋先生大怒。怎么火了，怎么骂的，他们怎么个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反正就这么回事，外头不知道真正的事是这么回事。
我最怕人家这个，所以我说我不能写东西，我就不知道。
我不会记年月，我就会记得那年是几岁，就会这个，其余的我不知道。那年什么年我也不知道。
蒋先生问我这事干什么呢？就是他要写《苏俄在中国》，那里有西安事变，那件事到底怎么回事，他要写，他怕写错了，他很注意地问我，那我就对答。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他说你怎么写这么好的文章？你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后来他叫人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让我写，我就随便写了一点，后来他不再追问我，我就不写了。我说，我高兴（就）写，不高兴，我没耐心写。
那个时候，和蒋先生也不常见面，有时候见面。
做礼拜天天见面，每个礼拜见面，每个礼拜他一个人去。可是我们不说话，他在前头，我们在后头，每个礼拜。他做礼拜他从来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做礼拜没一个说话的，就他来了，行礼的行礼。那就是见到面了点点头了。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幅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ròu；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对我，那是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儿，就是到了台湾，老先生甚至都给我找最好的医生，他自己亲口告诉这个陈仪，要给我找好医生。那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说。
哪一年到台湾来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他们都说日本人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张学良会住在这里。我说呀，天下事都是上帝安排的，谁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们绝对没想到我会在台北住到现在，我在自己家也没住过这么些年。
井上，那个地方不错，也不算太不错，那附近的地方我也走过，离开以后回去看过，我看现在整个不一样，很多房子都没了。北投我好像回去过一回，那时候发大水（一九五九年），把那房子都给冲了，现在又重新建了。
【编者注】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年，字公侠，浙江肇兴人，guó mín dǎng高级官员。张学良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时间，为一九四六年年底。
到台湾以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的老先生，我说不出来，真的，我说不出来是哪一年的，我向来年月记不清的。他请我去的，他不请我，我怎么能去？我们谈的什么？那我不告诉你。等后来，到了经国先生，那对我更好，对我好得很，很关切，我们无话不说啊！不过，当然了，政治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我这人是负责任的，该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那天跟你讲，就像「九一八」这个事情，那不要紧，那是我的责任啊！我这人就这样，那我应该负责任的。那真对我很好很好，尤其经国先生，对我更好，很好。
纬国，这个人是这样，他不是乱讲话，我认为，纬国脑子里不太清楚。
这个人脑子不好，我最近跑他家吃饭去，他对旁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讲到外头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好多事他比我知道得还清楚，我奇怪。
我对蒋纬国先生，我批评他，他到底是谁的儿子还不清楚，他来路不明啊，不但来路不明甚至于他大概是来路不清。
这个人怎么这么胡涂，说的话非常地胡涂，不应该说的话，不但不应该说，那没法子说的话，怎么就乱说？这不但危害你蒋家，也危害你自己，怎么说这样话呢？我就是这么批评他。
他，人是个好人，并不是坏人，我总认为他有点儿脑筋不太清楚。
二、我和溥杰
我跟溥杰很好。
溥杰要当军人，我就劝溥杰，我说你到奉天去，到我们讲武堂念书，到我的军队去。溥杰本来去了，他们家人把他追回来的。他家里人说，小心你到奉天，他把你弄死了，你太太还和他有关系呢。我跟溥仪也认识，溥仪呀，他不听我的话呀。我说你呀，我劝他，我说，你把皇帝老爷那套又搬来了，当皇帝又摆这又摆那儿，我说你把那玩意去掉。我劝你好话，你人在天津，去南开大学念书，假设你觉得南开不方便，也可以到美国去念书。我说你去念书，把你的皇帝的这个玩意都脱掉，你不要这套，你不要还问这问那的。他见我面，问我军队的事情，我说你打听那个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谈这些，我说你呀，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你要称着你的身份，将来选大总统，你有最好的机会，因为什么？你有身份！你真正做个平民，把你皇帝老爷那套都摆掉，真摆掉。我劝他，我说你要这样啊，早晚把你脑瓜子拔掉。
为什么他对我不生气？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没有钱的时候。他在东北有地，有他的皇家产业。我们给他处置了，一百万块钱，政府留下一半，另一半我给他了。所以他有那五十万块钱，他得意的很，所以我就劝他，你这个人，你要听我话，我跟你说的是好话。
我说实话嘛，我就给你讲，我跟他（溥杰）太太好，他也知道我跟他太太好。
他弟弟现在在大陆上，溥杰这个人很奇怪，最近有人去了，还让人给我带好，让我到大陆看一看，他跟我问好。
他跟我很好，我本来对他很好，我就跟他说，那个时候他是个不管家的人，我本来要让他到奉天，我说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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