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很奇怪，一天晚上来的。很奇怪，来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他们对你有什么？没有那你怎么就走了？他不肯说。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就说么，你跟我讲么。他跟我讲啊，他说是这样，日本人把他的财产都还给他了，把他在东北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做中国的事情，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
我说那好了，我说你今天出去，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进我的门，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我的门。我也告诉你，你来了我也不见你。你就因为这么点儿钱，你就不做中国人了？就因为你这么点儿钱？我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挣）的钱、他的家产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时候，一个铜板都没有，我说当然了。死的时候十块钱他都没有，穷死了，你能想象吗？
他父亲是黑龙江督军，那时候，在奉天也就像这个时候，要办一个事情，他捐点儿地，你别说他旁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捐点地，这地就有两个火车站那么大。
东北地方大，讲地都论畋讲，十亩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亩。他家大概有五万方。
为什么地方大，为什么？我就讲这个历史，你才能明白。
我们那时候的大家就是国家也有相当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爷）、蒙古人，他自己把家里的地呀，开放卖。本来那个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爷把地划出一部分，来卖。他拿一半钱，我们政府拿一半钱。那么他一卖那就是卖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几个县，一卖就出来两个三个新县，两个三个县治呀。
二、我的事情就是到36 岁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如果我这一生重新来过？我九十岁了，还来什么？明年兴许就完蛋了。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现在我自个儿想我自个儿，可以说我失败。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那我也度过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jiāo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jiāo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qiāng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qiāng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qiāng毙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qiāng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qiāng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你问我，我不能不说。
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qiāng打，我说机关qiāng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qiāng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我跟你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周恩来说没？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周恩来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骄了，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可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都是这样，不变。他说好。
我说这样子，我跟蒋先生去说说，我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话说了算。那也许我上了他们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别这么讲，但是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jiāo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那么后来等抗战时候，我跟蒋先生还请求带兵呢，蒋先生的秘书长跟我讲，他说那就是蒋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当个灵芝啊，当个宝贝，这边拿着你，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
那个时候我们想这样，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都联合，三方面军队这么摆着，作战的时候这么摆着，我们绝对跟你，服从你指挥，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了。
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儿去呢？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出来我也不怕了，中央糊里胡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
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说，西安事变，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寄给我，电报里面说叫我杀掉蒋介石。我没收过这种电报，我不知道，换句话说，我记得没这事，反正我没看到。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西安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忙得了不得，应付着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几天晚上没睡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后来回到洛阳，我就倒头睡觉了，累得很，太困了。
还有人说阎锡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气，好像本来是大家相同的，后来又怪我不对。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政治这个事是不一定的，他自个要留个地步，不能那么讲，明白吗？说这话是不懂这个政治。
还有，我告诉你，我还晓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
钱大钧，好是好，但是他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则）这个话不能那么说。晏道刚也不是喜欢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条。
所以蒋先生对晏道刚很气，他（晏）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那事儿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么注意，他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
那特务就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他也不知道。ＣＣ里做得更糟糕，后来他们那些个玩意儿我都看见了，胡说八道，根本没那回事情，他报告的事情都没有那回事情，那报告的什么玩意儿？根本花那个钱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央就吃这亏吃大了，所以对各省都没好感，对哪个省都没好感的原因，就是他们（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实人家并没那个事儿。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做事儿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所以人啊，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九十岁，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会听。我对你们真心。
张学思抗战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来是黄埔的学生，是蒋先生的学生，黄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这样，不是谈话，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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