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王权因耿直憨厚，深得朱元璋赏识，受到格外恩宠，还为他改名为王朴。
王朴本应“见好就收”，谁知，反而更加助长了直肠子的犟劲。
这一天，王朴为了一件小事，竟然与皇上当廷争论起来。
朱元璋再也按捺不住，愤怒地命人将他拉出去砍头。
可是，刚过了不一会儿，朱元璋又派人把他喊了回来，气呼呼地问道：“王朴，你知罪吗？”
“臣不知。”直肠子变成了犟驴子。
“你多嘴多舌的毛病，改不改？”
王朴是横了一条心，毅然答道：“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任命为御史之职，却为何又如此摧辱？
如臣无罪，安用杀之？臣若有罪，又安得生之？臣今日只愿速死！”
朱元璋大怒，命人立刻杀死他。
朱元璋对王朴的隐忍，无非是想给朝臣们树立一个榜样。
本来无意杀死他，只是那犟木头太不给自己留面子，这才起了杀心。
王朴死后，朱元璋悄悄询问行刑人，王朴临刑前曾经说些什么，行刑人回答说：“王朴念了一首诗。”
“什么诗？快快念给朕听。”
行刑人答道：“小人记得是这样，‘磊落丹心忧社稷，何曾挟私求利禄。早知耿忠犯君怒，何必更名称王朴！’”
“为什么不当即前来禀报？”朱元璋分明是后悔了。行刑人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一群坏事的蠢奴才！”此刻的朱元璋迁怒于人。当天夜里，几个行刑人都被暗暗杀死了。
朱元璋培养王朴这样的典型，可谓是用心良苦。
朱元璋动辄大开杀戒，死亡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朝臣们的心头。
从此，人人明哲保身，谁也不敢说实话招祸惹灾。
逆耳忠言的话也离朱元璋远去了，听到的尽是投其所好的甜言蜜语。
此时，朱元璋知道自己已经处在蜜水和谎言的包围之中，这曾使他一度非常苦恼。
由上面的事件不难看出，朱元璋有时虚怀若谷纳谏，而有时却又顽固地拒谏，以致出现了极刑。
然而产生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朱元璋从起义到夺取政权，当上了大明朝的皇帝后，几乎就没有遭受到过重大的挫折。
因而，他逐渐形成了过分自信和固执的脾气，这样的态度妨碍了他要正确地接受谏言。
对于他的拒谏杀人，这完全是出自于他为了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着想。
对于朱元璋来说，即使是正确的意见，若违背了其加强专制统治的思想，他也不会采纳，更有甚者会被他处死。
此外，朱元璋为了笼络老儒，决定给他们的儿子授官。
有一天，朱元璋当面试探道：“陈先生，朕三番五次授你官职，你都不应。
朕只得把官职授给你的儿子。”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陈遇慌忙推辞。
“为什么呢？”朱元璋板起了长脸。
陈遇叩头答道：“臣的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正是学习做人的时候，给他们授官。
只能增陛下之累，有害无益，此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相强不得，朱元璋也只得作罢，但仍然把陈遇放在自己身边，经常召进宫来，询问治国安邦大计。
陈遇也坦诚相对，直言进谏。他能够把握皇帝喜怒无常的个性，冷静灵活地进谏。
朱元璋即帝位之初，在朝廷官职的设置上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模式和名称。
朱元璋坐上皇帝宝座越久，深感要确立明王朝的新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强化皇权，巩固朱家的统治地位。
现行的官制设置，最大弊病是权力分散，皇帝手下臣子们的权力过大，其中丞相权力又是最大的，这样就极有可能会威胁到皇权。
从而产生皇权旁落的局面，这也是让朱元璋最为担心的。
朱元璋决心要改变这一体制，要保住朱家的天下，这就必须要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机构。
同时，面对大明皇朝版图的扩大，对外能发挥保卫国土的职能。
也必须建立一套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体制，这就要对政体进行大规模的变革。
朱元璋认为，要加强中央的权力，首先必须从变革地方政权、削弱地方势力开始。
只有削弱地方权力，才能架空中书省。年，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
分别担负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从而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的局面。
地方官制的改革，为朱元璋收回相权奠定了基础。
使地方事事必须秉承朝廷的意旨，原先是中央分权于地方。
而现在则是地方集权于中央，从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洪武九年九月，朱元璋下令：废除中书省平章、参知、政事等官职。
这是在进一步架空中书省；随后，设置了通政使司，职责是传送汇呈内外官吏的奏章，这又是架空中书省的一步骤。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诏令六部所属各司：奏事无须通过中书省。
其结果是割断了中书省与六部的联系，中书省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以上的这些举措，可以看成是废相大改革的前奏。
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这是皇权和相权矛盾日益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结果。
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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