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一举击败陈友谅。”
“可是，如果召回常遇春与李文忠，张士诚与残余元军必然趁机进行反扑，夺我东部、北部的领土，那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国公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群雄争霸在于实力，丧失土地换来实力壮大，才可能是最后的赢家。
如其不然，则实力尽而土地丧，再无争胜之本钱，不知国公认为是这样的吗？”
“听了先生的这番话，使我朱元璋茅塞顿开，我在这里再次感谢了。”朱元璋说着，就席上朝刘伯温拱手作揖。
刘伯温慌忙还礼说：“国公相貌不凡，威武仁厚，且能礼贤下士，实是帝王风范，令伯温大开眼界。”
朱元璋见刘伯温说得真诚，不由得也感动了起来，他握着刘伯温的手说道：
“我朱元璋为人直率，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有关军国的大事，
先生有什么想法时，还请随时赐教。”刘伯温点头称是。
这一夜，朱元璋就在刘伯温的馆里，与他彻夜长谈，直到天亮时方才离去。
刘伯温为人谦虚、心胸宽厚，在用人方面有着卓越的见解。
明朝建立之初，在选相的人选上，刘伯温也有着他独到的看法，
从后来的事实上也能够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可惜这些看法却并没有被朱元璋完全接受。
在与陈友谅、张士诚交战的问题上，朱元璋也都要听取刘伯温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打江山又怎样坐江山的问题上，刘伯温通过《时务十策》为朱元璋讲明：
谁能遵行褒善贬恶，赏罚适中，谁就是天下可定之人了。
刘伯温做了朱元璋的军师后，他向朱元璋推荐了奇才施耐庵。
朱元璋很重视，特派刘伯温前去召请。施耐庵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躲避了起来，因为他厌恶官场的险恶。
施耐庵回到了苏州，继续他的创作。
施耐庵为了创作《水浒传》，呕心沥血，可以说，他是为《水浒传》而生，也是为《水浒传》而死。
年春，年已岁的施耐庵上京应试。天遂人愿，施耐庵中辛未榜进士。
发榜后，他在拜谢师友中结识了同榜得中的刘伯温。
从此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十分投契。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钱塘担任县尹。
面对官场黑暗，施耐庵不想同流合污，所以只干了两年，他便愤然辞官归隐。
他从钱塘弃官回来后，便在苏州东南隅的施家桥开教授徒。
施耐庵有匡济天下救民之志，他便想用笔耕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
那是在年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攻破了平江。
朱元璋再次派刘伯温带着御旨专程登门召请施耐庵。
刘伯温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施耐庵的新居。
这天，当刘伯温来到时，施耐庵忙出门恭迎。
随后，施耐庵立刻命家人摆上酒席。他殷勤劝酒，自己也喝得很猛，一连干了几大杯，然后装着酒醉伏案睡着了。
此时，刘伯温近前一看，桌上放着施耐庵还未写完的《景阳冈武松打虎》墨迹未干的一回书稿。
顿时，刘伯温已明白施耐庵其意甚坚，就未再多说，回去复旨了。
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召请，便到白驹场以西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格局建了房院迁来居住。
当《水浒传》成书后，很快就被传抄到社会上去了，人人争相阅读。
朱元璋因为两次派人请施耐庵出来做官都被拒绝了，所以一直有气。
看到此书后，朱元璋的气就更大了，他随即派人把施耐庵抓了来，并且关进了南京天牢，
刘伯温知道此事后大为吃惊，他到天牢去探望施耐庵。
施耐庵要刘伯温想个办法救他出去。
刘伯温狡黠地说道：“这还需问我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就应该能怎么出去。”说完刘伯温便一笑而去。
施耐庵反复琢磨着刘伯温这两句话，终于明白了：
“我是因为写书坐牢的，还是要通过写书才能出去呀—因我写了宋江一伙人起义造反，犯了朱元璋忌讳。
要是把宋江等人写成像张士诚那样接受元朝招安，那不就得了吗？”
他将创意向刑部阐明后，得到刑部的允许。
于是他便在天牢里，把《水浒传》续下去，写了宋江等受招安，归顺了朝廷。
施耐庵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水浒传》后五十回续成。
最后送呈朱元璋进行阅览，再加上刘伯温的从中帮忙，施耐庵才被释放了。
宋濂是浦江人，他尤其擅长文化方面。宋濂与刘伯温是同时被召至应天的，他比刘伯温大岁。
宋濂不仅充当着朱元璋的顾问，而且还是太子的老师。
朱元璋最为满意的是他在教授太子过程中，使太子认识到了孝友敬恭、进德修业的重要性。
宋濂在教授太子的多年的时间里，凡是一言一行，都以礼法规劝，有关国之兴亡大事，必拱手相告，太子也都认真照办。
宋濂的官职并不高，主要是发挥了他的学术专长。
明朝建国后，诏修《元史》，宋濂被任命为总裁官。
后来，朱元璋召四方儒士数十人为编修，入宫中文华堂研习受训，任命宋濂为师。
对于宫中之事，宋濂也是从不多言，因而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朱元璋认为宋濂是最讲实话的，他从来都不会去评论群臣的好坏，处事也很公道。
宋濂被推为明朝开国的文臣之首，这主要是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四方学士也均称其为太史令。
朱元璋命宋濂撰修《元史》的同时修国史，让他参与制定礼乐诸书。
宋濂著有《宋学士全集》与《孝经新说》等，其著作、文章都被国内士大夫、外国贡使争相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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