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
于是，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他从中书省得知。
郑士利的哥哥是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的，朱元璋立刻转变了态度把郑士利杀掉了。
朱元璋严惩贪污之令屡次下达，但违反法规的人还是有的。
其中一桩大案就是洪武十年发现的盗窃仓粮“郭桓造罪”。
有一天，朱元璋接到一份密奏，密奏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
朱元璋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郭桓是户部侍郎，户部主管全国户口、土地及钱粮等。
在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案件中，拿以六部为罪魁，而郭桓被指责为诛首第一人。
也是头一次，从公布的罪状中看到贪污的事实是极其严重的。
罪状中说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4万石，而郭桓实收万石上仓、钞万锭入库，这些可抵万石，其余万未曾上仓，还有万贯钱，伙同其他人私分了。
又有应天等五府州县，有数十万亩官田地夏税秋粮。
但是并无一粒上仓，而是被郭桓等户部官员分赃，军队卫所的仓粮被卖空。
事发之后朱元璋进行了严惩：六部以及各省的大部分官吏都被牵连了进去，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被处死了。
至此，逮捕判刑、处死的各省官吏，多达两万人。朱元璋仍然不解气，命令穷追猛打，由官追到民，“罪赃”遍天下。
因此，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户都被牵连进去，中产之家大抵破产。
朱元璋惩治贪官无论有多么狠，那都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郭桓案只有少数人有贪贿的事实，但瓜蔓株连达数万人之多。
这样看的话的确有点过头，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可是朱元璋并不认为自己处置过当，他对诸位大臣振振有词地说道：
“郭桓赃罪暴露后，天下诸司尽皆犯有赃罪，系狱者数万，无一赦免。足见跟空印案一样，
这是两起惊人的联合作案。不彻底铲除，不足以固国基；
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怎么能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有意矫枉过正。其实他是找个借口，制造一场血案。
这样，不仅可以打击震慑贪官污吏，还可以借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
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那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梗顽不训、鱼肉百姓、危害国家的渊薮，严厉地进行打击铲除，乃是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
朱元璋毕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打击。
贪贿之徒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难免没有冤死的人，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的。
贪官，贪的是金钱，图的是富贵享乐，有谁见过不怕死的贪官？
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不失为厘清官场必不可少的手段。
朱元璋很注意六朝败亡的教训，而应天又是六个短命王朝的都城。
作为一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懂得以史为鉴，可以治国。
不仅如此，他让人抄录许多前人古训，放在宫中醒目之处，以便能够时刻地警示自己，记住曾经的教训。
在历代帝王中，洪武帝朱元璋的励精图治、勤政不懈与任何一个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
朱元璋有几个习惯就是他长年积累的结果，同时，这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勤政。
每当朱元璋要吃饭时，如果他想到了一件事，就会立刻拿出纸片记下来，然后挂到衣服上。
有的时候朱元璋想的事太多了，纸片就会挂满衣裳。等到上朝时，朱元璋再一件一件地去处理。
还有一个习惯是，凡是奏疏上达，他就命令左右的人把奏疏中的事情节录下来，然后粘到墙上，最后分清主次来处理，这样下来，就使得墙壁上的帖子一天要更换好几次。
也正是如此，朱元璋孜孜求治，成效可见。
朱元璋认为身为人君，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滋长怠心。
身为大明皇帝，朱元璋既不是在向群臣诉苦，也不是宣扬个人，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大家共同努力，让他以身作则来勤求治理。
朱元璋的勤奋在称帝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他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听取名儒讲史论经。当了皇帝后。
朱元璋更是不敢懈怠，他日理万机，每天四更便会起床，天不亮就会上朝。
下了朝，稍有空闲朱元璋就会与儒士们谈史论政。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他又在朝堂听政，处理国家大事。
直至黄昏掌灯时分才回宫。无论春夏秋冬，朱元璋都数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做着。
大凡勤奋的人，都会反对怠惰的人，以至于对他产生厌恶。
朱元璋经常会以前人的经验教训来激励自己，他要把勤政与怠惰和统治的兴废联系起来。
朱元璋还把“勤”与“惰”的道理及其后果，以故事的形式写成《勤惰说》一文，文中说：
“有勤、惰二人，即同乡又其志向相同，但未来入仕当官可做事大不一样。
勤者为民时，家境丰厚，夜间读书，白天带着书本种田；惰者同为民，只是精研文学，
其他不作，未暮而寝，日高才起，吃完饭念几行书本即悠悠然，自以为很清高。
有一天，惰者到勤者田里，劝他像自己一样，以待明君之用，勤者不听，说：‘农、书俱不弃也。’
又一天，国君听说二人皆为儒者之学，召至京城，各给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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