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慢慢地走进法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像刚睡醒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光线很强的地方一样。张国涛已经忘了她还那么的年轻。当看到他坐在两名卫兵之间时，她停了下来。
“张国涛。”
她边上的女卫兵抓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刚才张国涛站的地方。法庭里鸦雀无声。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主持人突然问道。杨兹两只长手臂放在身体两边，手指也都伸直着。
“你叫什么名字？”女主持人提高声调又问了一遍。
“杨兹。”
“你是东图亚组治成员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进入组治的？”
“前年。不，我想是去年”
突然出现人体移动的声音c凳子被撞开的声响，还有张国涛的喊叫声。张国涛沙哑c高亢而刺耳的声音充满了全房间。
“你们这些浑蛋！快把她放了。”
杨兹惊恐地回过头来，看到站起来的他脸涨得通红，衣服凌乱。一名卫兵正用拳头打他，两个卫兵都在打他，几乎把他打倒。接着把他双臂反剪得很高，迫使他低下头，并且左右推搡他。
“如果他再动，就把他架出去。”主持人命令道。她对张国涛点了点，警告他说：“以后会给你说话机会的，等着。”她转向杨兹，尖锐地问：“你连进入组治日期都说不清？”
杨兹没有说话。主持人等了一会儿，只有耸耸肩膀。接着她身体前倾，眼睛紧盯着杨兹问：“杨兹，组治保密原则你应该知道吧？”
杨兹点点头。
“也教育过你绝不要就组治对其他同志的处理意见提出质疑吧？”
杨兹又点了点头。“是的。”她说，“当然。”
“今天就是组治对你的一场考验。这儿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她突然加重语气说，“你明白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台上坐的这三个人在组治里的职务都很高。我们是代表组治中心来的，是为了保卫组治的利益而来。我们现在必须要问你一些问题，而你的回答异常重要。只要如实地c大胆地回答问题，就是为国家事业作出了贡献。”
“谁？”她低声问，“谁在受审？张国涛出什么事了？”
主持人看了一眼徐壮光说：“也许没人受审。请注意这一点，也许只有指控人，没有受审者。而且什么人受审并不重要。”她接着说；“不让你了解更多情况，是为了保证你作证的公正性。”
小房间里一片寂静。可杨兹说话的声音太轻了，主持人不禁本能地转头去听她说话。杨兹问：“是张国涛吗？是张国涛受审吗？”
“我告诉你，”主持人坚持说道，“不让你知道是为你好，真的为你好。你老实回答，然后离开。这才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杨兹肯定是做了什么动作或说了什么别人无法听清的话，因为主持人又把身体前倾了。她这次很郑重地说：“听着，孩子。你想不想回家？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你别”她突然停下，用手指着多尔顿，含糊地说：“这位同志要问你一些问题，问题不会多。问完你就可以走了。你要如实回答。”
多尔顿又站了起来，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像名教堂义工一样。
“杨兹，”他问，“张国涛是你的情人，对吧？”
她点点头。
“你们是在那家茶馆认识的，你在那里工作，对吗？”
“对的。”
“在那之前你没有见过他？”
她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在茶馆认识的。”
“你有很多情人吗？杨兹。”
不知道她如何回答的，这时张国涛又大骂起来：“多尔顿，你不是人。”杨兹听到后，转身大声说：“张国涛，不要这样。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是的，”主持人冷冷地说，“他们会的。”
“告诉我，”多尔顿继续平静地问，“张国涛是组织的人吗？”
“不是。”
“他知道你是组织的人吗？”
“知道，我告诉过他。”
“杨兹，你告诉他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
她不知道要不要撒谎，难就难在这里。对方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这么多人看着，听着，打量着她，她稍有差错，或许就会造成对张国涛的巨大伤害。可她只有了解情况才能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如果她说错了什么，也许就送了张国涛的命。她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张国涛现在身处险境。
“他那时是怎么回答你的？”多尔顿再次问她。
“他笑了。他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你认为他不在意？”
“肯定不在意。”
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第二次发问，他眼睛半开半闭地问道：
“你觉得那样的态度正常吗？他对社会发展和辩证法的必然性都不在意？”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就这么回事。”
“算了。”多尔顿说，“告诉我，他是个快乐的人吗？他经常笑吗？”
“不是，他很少笑。”
“可当你说你是组治员时，他却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笑吗？”
“我想他是看不起组治。”
“你认为他仇视组治吗？”多尔顿很随意地问道。
“我不清楚。”杨兹很无助地说。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吗？”
“不不是。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他打伤了那个店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吗？”
杨兹突然不再相信多尔顿这个人了。讨厌他那哄骗人的口气和貌似忠厚的脸。
“我不知道。”
“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吧？”
“想过。”
“那好，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没结论。”杨兹干脆地说。
多尔顿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好像有些失望，像是对忘词的学生一样失望。
“你知道，”他问出了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你知道张国涛要去打那个店商吗？”
“不知道。”杨兹回答说，她回答得太快了，多尔顿听后过了一会儿才收起笑容，转为一副好奇又好笑的神情。
“到现在之前，到今天之前，”他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张国涛是什么时候？”
“他入狱后我就没有见过他。”她回答说。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说话的语气温和但坚持着发问。杨兹很讨厌这样面对法庭站着，希望能转过身来，希望能看到张国涛的脸。那样的话，起码能从他的形态上得到一些提示，她就能据此回答问题了。她心里越来越慌，因为以前到底说了些什么，指控和怀疑什么，她都不知道。他们肯定也知道她想帮张国涛，而现在自己却是这么的孤立无援——怎么就没个人帮她一把呢？
“杨兹，在今天之前你上次和张国涛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又是那个问题，她真讨厌那个声音，那声音让人腻味。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她回答说，“他和店商打架前的那个晚上。”
“打架？那可不是打架，杨兹。店商根本就没有还过手，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很没有体育道德嘛！”多尔顿笑着说。可那笑声令人害怕，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他一起笑。
“告诉我，那天晚上你是在哪里和张国涛见面的？”
“在他的住处。他那时候病了，不能出门。他卧床期间，我去帮他烧饭。”
“你给他买食品，帮他采购？”
“是的。”
“你真是好心人。肯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多尔顿很同情地说，“你养得起他吗？”
“我不是在养他。我从张国涛那里拿钱。他”
“哦，”多尔顿厉声说，“就是说，他确实还有些钱？”
哦，天哪，杨兹想，我都说了些什么啊！
“他没什么钱，”她马上回应，“很少，我知道的。最多一两个十贝利。他的钱不超过这个数目。那时候他付不起账单——没钱付电费和房租——那些费用都是在他走了以后，由一个朋友付的。是一个朋友帮助付的，不是张国涛。”
“是啊。”多尔顿平静地说，“是朋友付的，专门跑过来帮他还债。是张国涛的老朋友吧，是他搬到那里住之前的朋友吧。你见过他的那个朋友吗，杨兹？”
她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那个好朋友还付了哪些账单，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犹豫？”
“我说我不知道。”杨兹不客气地反驳。
“你刚才确实犹豫了，”多尔顿解释说，“我是怕你一时想不起来。”
“没有。”
“张国涛和你说起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一个知道张国涛住处的有钱朋友？”
“他从没有谈到过他的朋友。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朋友。”
“啊！”
法庭里静得怕人，杨兹更是觉得可怕。现在的她像个混杂在正常人群中的盲童，她在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说出的话由现场听众进行判断。现在一片寂静，她不知道听众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你能挣多少钱，杨兹？”
“一周六十贝利。”
“你有存款吗？”
“有一点，有几个十贝利。”
“你自己要付的房租是多少？”
“五贝利一周。”
“房租很贵啊，是不是，杨兹？你最近付房租了吗？”
她无助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付？”多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钱付了吗？”
她用很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收到了一份房租交纳收据，有人帮我付了房租后寄给了我。”
“那人是谁？”
“我不知道。”眼泪从她的脸上滑落下来，“我不知道请你不要再问了。我不知道是谁六周前市里一家银行寄来的是慈善机构做的一共一千贝利。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是谁他们说是慈善机构的礼物。你们什么都知道，不如你告诉我那是谁”
她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她还背对观众站着。她抽泣的时候，双肩也跟着抽动。大家都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但仍然低着头。
“为什么那时候你就不问一问？”多尔顿直接问道，“难道你经常收到匿名给你的一千十贝利吗？”
她没有说话，多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问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对吧？”
她又用手捂着脸，点了点头。
“你猜是张国涛或者张国涛的朋友给你的，对吧？”
“是的。”她费力地说，“我听别人说那个店商也得到了一笔钱，一大笔钱，是在案件判决后有人付给他的。那里的人对这件事情谈论很多，我知道肯定是张国涛的朋友”
“那就很奇怪了，”多尔顿像是在自言自语，“很不寻常。”他接着说：“告诉我，杨兹。在张国涛入狱后，有人和你联系过吗？”
“没有。”她没有说真话。她现在知道，她可以肯定对方的问题是针对张国涛的，是关于钱和他朋友的事情，以及那个被打的店商。
“你肯定吗？”多尔顿问，他金丝边眼镜上的眉毛扬了起来。
“肯定。”
“可你的邻居，杨兹，”多尔顿耐心地反驳说，“你的邻居说有两个男人来找过你，就在张国涛被判刑以后。杨兹，那两个人难道是你的情人吗？像张国涛那样的，你随意结交的情人？谁给你了那笔钱？”
“张国涛不是我随意结交的情人。”她叫道，“你怎么能这么说”
“可他确实给了你钱。那两个男人也给了你钱吗？”
“哦，天哪。”她抽泣着说，“不要问了”
“那两个是什么人？”杨兹没有回答，接着多尔顿突然大声斥问，这是他第一次提高嗓门问：“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们乘轿车过来的。是张国涛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他们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不停地问他告诉了我些什么他们说如果有需要和他们联系”
“怎么联系？怎么和他们联系？”
最后她只有说：“他住在切尔西姓多雷克让我打电话联系。”
“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多尔顿放下手中的资料，法庭回到死一般的寂静。多尔顿指着张国涛，胸有成竹地用更威严的语气说：
“多雷克想知道张国涛到底告诉了她多少情况。张国涛做了一件东图亚情报机构绝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结交了一个姑娘，找了个女人诉说衷肠。”说到这里多尔顿笑了起来，像是在讲一个很出色的笑话。
“他和卡尔如出一辙，犯了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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