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持，和国际共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cāo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郭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持，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
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勒，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阙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年代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xìng，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yù成大事，则应效法他的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作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fù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cāo，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cāo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cāo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靡下将士与郭松龄私jiāo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pào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阙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鹉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人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guó mín dǎng「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jiāo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xìng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pào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jiāo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碟」。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guó mín dǎng（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碟」。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qiāng。qiāng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guó mín dǎng（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人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qiāng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账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chā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guó mín dǎng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lún。未几鲍亦偕大批guó mín dǎng要人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人guó mín dǎng了。
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xìng」。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人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了guó mín dǎng。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guó mín dǎng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青年共产党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上矩下木）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地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围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jiāo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的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踞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人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
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上矩下木）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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